这个过程是很快乐很享受的。

那时读小学的我们,整个暑假有两大玩耍的主题:一是玩水;二是捉玩蛐蛐。

蛐蛐,学名叫蟋蟀,又名促织。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善鸣,好斗。因为一听到蛐蛐叫唤就知道是入秋了,天气将逐渐变凉,提醒人们:该准备过冬御寒的衣服了,故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不知是谁先发现的,雄性蛐蛐争斗起来挺好玩儿的,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令其争斗、观其胜负,以博一乐。白露、秋分、寒露,正是玩蛐蛐的时节。“勇战三秋”,就指的是这三个节气。

蟋蟀,也叫蛐蛐,有的文章里叫它鸣蛩,比较普遍的名字是促织。蟋蟀喜欢栖息在土壤稍为湿润的山坡、田野、乱石堆和草丛之中。因为一听见蛐蛐儿叫唤就入秋了,天气渐凉,提醒人们该准备冬天的衣服了。所以叫“促织”。我们也把蟋蟀叫促织,小时候关中方言这个音不好发,还闹出不少笑话。

玩虫的人都知道,斗输了的蛐蛐不会叫。所谓“败则不鸣,知耻也”。这是蟋蟀的“德”。虫尚且知道忠、勇、信,玩虫的人要是只认识一个“利”字,您说是不是太悲哀了?

蛐蛐是俗称,它学名叫蟋蟀,亦称促织、夜鸣虫、将军虫、秋虫等。

暑假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三两成群去捉蛐蛐,有时晚上去捉,有时清晨去捉,有时中午冒着酷暑去捉,有时雨后去,这四个时间捉蛐蛐各有利弊。

真正的玩家儿斗蛐蛐是很正规的。事先要备好“战场”;要下请帖。得到邀请的玩家儿带着蛐蛐赴约,不能带一两条,少则三五条,多则七八条;还要带上一两个人专门照看自家的蛐蛐。

山东也把蟋蟀叫促织,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在他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促织》。写的在斗蛐蛐成风的明朝宣德年间,有一个叫成名的读书人,被迫做了里正。县官给各地分配任务,上交蛐蛐。他把任务分不下去,自己好不容易逮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的好蛐蛐。待要上交时节,他的七岁的儿子好奇,偷看时把蛐蛐放跑了,逮住的时候已经死了。孩子害怕,等他想找儿子教训的时,儿子已经跳井了。救上来准备埋,发现孩子“神气痴木,奄奄思睡”。这孩子由此不吃不喝昏睡,丢了魂。在忧愁悲愤之中,成名又发现了一只蛐蛐,有意在他眼前晃悠。逮住了,献给了县官。这只蛐蛐一直斗到京城,战无不胜。成名也因此免了里正之役,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一年以后孩子醒了,这才知道这只蛐蛐就是自己的儿子变化出来的。一只小小的蛐蛐可以让人家破人亡。

赵文革:蛐蛐这个东西始终在让人摸索研究,他千变万化的。开句玩笑,你能看透哪个蛐蛐能斗能赢,你可以拿个麻袋去背钱。一只蛐蛐一万多很正常,文明说是斗蛐蛐玩,不好的说他是赌具,花重金买蛐蛐肯定是赌博的。

上小学的时候,年年秋天都要抓蛐蛐,至少一星期有三四回吧。

到家后,我四处寻找给“乌头金翅”蛐蛐接地气的放养地,我突然发现,我家厨房灶台下得几块大地砖是放养“乌头金翅”蛐蛐接地气好地方,因为大地砖下没有浇水泥,于是我将“乌头金翅”蛐蛐放了出来,让它自己爬入大地砖下,虽然放入三天后,“乌头金翅”蛐蛐发出了鸣叫声,但我听得出来,这声音大大不如以前响亮清脆,我也曾几次掀起大地砖看过它,但我再也不忍心捕捉它,一直到冬天失去它的叫声为止。

蛐蛐是野生的。要想玩蛐蛐,先得把它逮到手——不说“逮”,说“掏”。

小时候蟋蟀是我们的玩伴,伴随过我们成长。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养几只鸡,卖鸡蛋补贴家用。人都吃不饱,鸡能有什么好吃的。为了喂鸡,我们钻进玉米地里逮蟋蟀,用茅草的细茎把蟋蟀穿起来,或者装在瓶子里,想起来那时真是残酷,小小的孩童眼看着一只只蟋蟀在瓶子里互相残杀,在茅草的细茎上挣扎,让它们成了鸡的美食,最终成为人的美味。饥饿可以扭曲人性,让人变得残酷,看起来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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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回忆起来,脑海里时常闪现出它跳跃时敏捷的身影,勇猛好斗的它也会奏出优美的琴声。有了它,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欢乐有趣。

立秋刚过,野外的蛐蛐叫得特别响,特别清脆,特别欢快,就勾起了我童年捉玩蛐蛐的许多往事……。

掏蛐蛐的专用工具是:一把铁钎子,能用来挖土、撬石、探穴;一个装蛐蛐用的柳罐斗;一个铁丝或是铜丝编的蛐蛐罩子,还有一个竹棍顶端绑着老鼠须子的蛐蛐探子。除此之外,还要预备上水壶。可以想见,要想掏到好蛐蛐,就得往荒山野岭高坡深沟里、潮热如蒸笼的庄稼地里钻,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蚊虫叮咬,不是件舒服事,也不是件容易事。听说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掏,出去一天,最多也就能收获一二十条,其中合格的也就十之二三。

蟋蟀是农村很常见的昆虫,人们对它谈不上喜欢,也不感觉讨厌。只是从农人的角度考虑,蟋蟀是害虫,它们是果树、庄稼、蔬菜什么都吃。

尤清林:这个赶上时机好就多逮几个,你得转到那个地方,蛐蛐它也不一定在哪里。

“嘘!甭吭气!”如果谁发现一只,我们就立刻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站着,生怕惊走“猎物”。

可我好奇,现在玩蛐蛐怎么成了许多成人的爱好呀?我好像并没见到多少成人在捉蛐蛐呀!朋友告诉我,绍兴本地蛐蛐个小,不经斗,所以现在成人玩的蛐蛐大多是从外地买来的,一般都去山东宁津县去选购,说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蛐蛐市场,形成了吃、住、玩、购、养产业链,每年处暑后该县农民就会集中精力、物力、劳力从事蛐蛐捕捉生意,全国各地蛐蛐爱好者(虫友)都会赶到这市场来购买蛐蛐,这市场的经营户每年少则有几万元收入,多的有十几万的手收入,成了该县农民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同时也促进了该县旅游业的发展,是该县重要的经济来源。还说蛐蛐已成为当今许多有钱人的玩物,有人一掷十几万元,购买几只能战善斗蛐蛐去玩,更有甚者拿蛐蛐作为赌博输赢的筹码,我听后感觉历史上玩蛐蛐最出名的宋朝,若与此相比是不是也得甘拜下风。

真正的玩家儿拿蛐蛐,没有拿一条两条的;一拿就是一筐。一筐里装十把,一把十四罐,每罐里装一条。这得多少钱呢?一条好蛐蛐能卖两块银元——相当于一袋洋面的价钱,一筐里一百四十条,您说得多少钱吧。所以说,那个年代,蛐蛐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玩得起的。

法布尔《昆虫记》里有一篇《蟋蟀的住宅》,写蟋蟀在秋天初寒的时候总要选取温暖向阳的地方打洞,作为过冬的家,为了安全蟋蟀从不吃洞口的草,好把洞口隐藏起来。现在看来,眼前的蟋蟀已经与时俱进,也要城镇化了,大明大放的要住进城里,把单元楼作为自己过冬的家。

蟋蟀经济到底有多火?在宁阳县泗店镇,短短三四十天的周期,就有超过6亿元的资金流动。总人口只有63000人的宁津县柴胡店镇,每年从事蟋蟀捕捉交易的人口达到35000人,每年两个月的蛐蛐生意产生的经济效益更是占到了这个镇年财政收入的7成以上,通过这样的描述足矣可以看出“斗虫”经济的火爆程度。50多岁的蟋蟀经纪人赵大哥做蛐蛐贩子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一两个月时间他就能轻松赚上四五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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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独自行动,起早贪黑一个人去捉蛐蛐,中午冒酷暑在野外捉蛐蛐。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中午我到草籽甸头,在一处坟堆旁的南瓜地里听到一阵蛐蛐叫声,这蛐蛐叫声特别脆、特响亮、特别震人耳膜,我猫着腰,轻手轻脚地朝着蛐蛐的叫声寻去,这叫声就在上面爬满南瓜藤的坟丘边的残砖瓦砾内,看看正晌午,回顾四面又无人,再看看坟丘,不免让我打一寒战,开始犹豫起来,正在这时这只蛐蛐又一阵鸣叫,我完全被这叫声吸引,不顾一切匍匐向前,仔细寻听着蛐蛐叫,确认蛐蛐的正确位子后,就翻起南瓜藤,拔掉周围的杂草,迅速地搬掉蛐蛐周围的残砖瓦砾,不断缩小包围圈,当我小心翼翼掀起最后一块残砖时一只“油节铃”爬了出来?但我定眼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大如“油节铃”蛐蛐,
这不觉让我心跳加快,我一秒不停掀砖拨瓦追寻这只大蛐蛐,可这只蛐蛐并不跳,只是在残砖瓦砾之间迅速的爬行,那爬行速度之快,让我忙乎不停,所以它爬到哪里,我不顾什么南瓜藤等,迅速追踪到哪里,后来它被我逼得爬到了一块大青石板上,我匍匐着好不容易才将它捉住,就在我把大蛐蛐捉住装入竹筒内,别在了腰后,准备回家时,突然后脖子被人掐住,紧接听见有人在骂“小畜生,今早看侬往哪里逃,赔我南瓜”,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冰点。

养蛐蛐,得有专用器皿。首先是蛐蛐罐儿。蛐蛐罐儿有瓷的,也有陶的,最好的是用澄浆泥烧制的:高15厘米左右,直径13厘米左右,厚近2厘米。大、深、厚。现在很少有人烧制了。一些玩家儿手里还有不少澄浆泥的蛐蛐罐,大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古董了。清康熙年间有个制作蟋蟀罐的名手名叫赵子玉。他烧制的蟋蟀罐存世不多,民国时期一个就能卖到一百大洋,放到今天,如果不是仿制品,能卖到几万元人民币。

平常在地里看到过蟋蟀,蹦的时候多,飞的不高也不远,很容易就能逮住。为了生命的延续,它用了什么样的奇异功能,竟然能飞到几十米高的楼上,又能穿过严实的门窗,从容的住进你的家里,没想到这小小的蟋蟀也能创造奇迹。不由你不感叹生命的伟大。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行动,让斗蛐蛐这个传统的技艺、或者说文化,不要沦为一场浅薄的赌局和金钱的游戏。在政府层面,就说这次卖出天价蟋蟀的山东宁阳,它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举办政府主导的规范的“中华蟋蟀大赛”。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如果谁的“青头大将军”在十几个小伙伴里没有敌手,他就心花怒放,成了令人羡慕的英雄,走起路来趾高气扬。

可自上初中后的近五十年里,除了帮儿子捉过一次蛐蛐,我基本上没再捉过蛐蛐,但每到蛐蛐叫声传来时,还不时会让我想起童年捉蛐蛐的情景,勾起我捉蛐蛐的回忆,我很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蛐蛐的叫声,现在小区周围,绿花带里,树根下,河沿石逢处处是蛐蛐在鸣叫,而且叫声很自在,很欢快,我很少很少见儿童捉蛐蛐的情景。回想我们儿时,三五成群早出晚归地捉蛐蛐的勤快劲,我想蛐蛐决不会叫得如此自在的。

斗蛐蛐先称体重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几天蟋蟀住进了家里。

虫友:如果他赢了,价值就升高了,如果他输了,价值就没了,输了就没用了。

进攻者如疾风暴雨般雷厉,防御方则似磐石岿然。忽儿你把我推到绝境,忽儿我将你逼至死角。

小时捉到蛐蛐,我们一般是这样玩的,先是与自己的蛐蛐斗,将其分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分级别养在不同的器皿内,喂些米饭、毛豆、辣椒与水,只有常将军与无敌大帅可享用战败蛐蛐的大腿与腰子。然后在小伙伴之间比斗,赢的封为常胜将军,再与隔壁台门的小伙伴的蛐蛐比斗,全胜封为大帅,如果与其他来人比斗继续全胜,我们就会走出台门与社会上专玩蛐蛐的成人去比斗,继续战胜就誉为‘无敌大帅’,我清楚记得,我有两只蛐蛐曾被小伙伴誉为“无敌大帅”。

一百大洋一个蟋蟀罐

过去在乡下工作时,卧室后面是一片玉米地,晚上蟋蟀此起彼伏的歌唱,让你感觉夜晚是是属于虫子的,是这些小小虫子的天下。一场秋雨蟋蟀破门窗而入,在房间又飞又蹦,在墙角振翅高歌,旁若无人,俨然它们成了这屋子的主人。

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宁阳花万元买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赌场上,战无不胜,为这玩家挣了300万,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亲自送它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

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一年四季就循着天气变化,寻找快乐,如打陀螺、逮蚂蚱、捉蛐蛐。现在回想起来,玩得最开心的就是捉蛐蛐。捉蛐蛐捉出了童趣,捉出了协作,捉出了快乐。

我们孩时捉蛐蛐没什么专用工具,捉到蛐蛐通常用两种方法装蛐蛐,一是用较硬的纸,卷成雪茄烟粗的纸筒,一头拧紧,一头不拧,待捉到蛐蛐后,用嘴吹开纸筒,将蛐蛐放入纸筒内后再拧紧,这种装蛐蛐的方法比较简单,方便随身携带,缺点是不注意容易将装在里面的蛐蛐挤压死,也容易被蛐蛐咬破纸筒逃走;第二种是用竹筒子,就是截一段一头带竹节的扫帚把,顺凹处用刀割出宽不超出两毫米的长缝,再在竹筒的横截面,隔约一寸用锯锯出一条宽不超出一毫米,深度是竹直径50%的缝,在用几张与竹筒一般宽的硬纸板插入缝内,将竹筒隔开为四到五隔,竹筒头用棉花塞住,这样就成了能装四、五只蛐蛐的蛐蛐筒,这种装蛐蛐的竹筒的好处是一筒能装四五只蛐蛐,而且不怕挤压蛐蛐,也不怕蛐蛐逃走,缺点是携带不方便,一只手始终要拿着,影响双手捉蛐蛐。

过去掏蛐蛐,要到北京远郊区。据金受申先生在《老北京的生活》里说,过去北京专有人从事逮蛐蛐、卖蛐蛐的,立秋之前到各玩家去借盘缠,然后带上干粮和专用工具,到北京西山、北山去掏蛐蛐,一走就是十来天。

连续的阴雨,气温下降了许多,突然到了秋天。蟋蟀预感到冬天不远了,着急寻找温暖的地方,十多层的单元楼,竟然也成了蟋蟀的目标。

但是山东宁阳刚刚卖出去的这只蛐蛐,成交价居然高达11万。虽说山东是传统的蛐蛐产地,但是这种价格也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那我们能不能这么猜测,一只原本没有什么成本、也不存在什么收藏价值的蛐蛐,俗称“百日虫”嘛,能活到冬天就算赚了,突然被炒到这种程度,背后会不会藏着什么圈外人不知道的故事?

这样费劲捉到的蛐蛐,一定是个儿大、四肢有力的。这样的蛐蛐,善于战斗,拼杀起来绝不退缩。

一只是我在寺池的石坎缝里,用灌水的方法,迫使其爬出石缝,捉到的一只我们称为“白头翁”的蛐蛐,因为它的肚子长出黑翅,我就给它取名为“大肚白头翁”,它鸣叫声低沉不很响亮,但英雄善战,我周围三个台门小伙伴们蛐蛐都败在了我的“大肚白头翁”将军之下,它成了小伙伴们认可得“无敌将军”,我非常高兴和自豪,于是总想着能与大人们养的蛐蛐去比斗。

比赛开始以后,赛场上鸦雀无声,耳听裁判,眼观斗盆,心系各自的蛐蛐。蛐蛐的主人屏住呼吸、心弦紧绷,手心都能攥出汗来。蛐蛐之间的争斗更是激烈。蛐蛐和人一样,每条蛐蛐都有自己的个性。争斗起来,有的勇猛,有的狡猾,你来我往,有进有退。两虫纠缠撕咬在一起时,犹如摔跤场上的两名摔跤手。正因为如此,斗蛐蛐才具有高度的观赏性和刺激性。斗胜了的蛐蛐会昂然自得地高唱凯歌,令其主人心花怒放;斗败了的蛐蛐往往会退出战场、落荒而逃。

在家随手很容易逮到一只蛐蛐,那是家里光滑的地板,让它强健的两条后腿使不上劲,失去了自己的优势。蛐蛐雄小雌大,雄的头大,翅膀盖住了整个身体,前宽后窄,看起来精干利落,鸣叫的时候身体一缩一缩的。雌的肚大翅小,整个身体都明显比雄的大好多,看起来粗笨,这么粗笨的身体也能飞上几十米高的大楼,真让人惊奇。它们前额都有两条长长的触须,酱紫色的身体。看来它们是冲着夜晚的灯光,一点一点接力飞上来的。

如果是喂鸡喂鸟用的没什么品种可言的蛐蛐,几十块钱就能买三五百只。稍微带点品种品相的可就说不好了。但即使是在干旱的、蛐蛐产量低的年份,正常情况下,少则数百元,多则几千元也就到头了,个别品相极佳的也就是万元左右。

凭经验选好地方,一人翻玉米秆,其他的在旁边静候,当蛐蛐试图四面逃蹿的时候,大家四散开来,猛扑过去用手扣住,一般成功的几率非常高。

正当我为有如此神斗的大蛐蛐无比得意之时,一天早上,当我打开大蛐蛐的罐子时,我惊奇发现大蛐蛐的两条大腿僵硬地翘着,没法落地了,不管我用蛐蛐草怎样冼它,也无法改变,于是我又想起了花巷的葛老先生,急忙叫了几个小伙伴前往花巷。

掏回蛐蛐来后,先把上等的蛐蛐送到借他盘缠的玩家儿,玩家儿挑剩下的,再拿到庙会上去卖。

蟋蟀善鸣,以翅摩擦发音,秋天的田野,晚上蟋蟀的叫声此起彼落。雄性的蟋蟀儿好斗,斗起来挺好玩儿的,不知是谁先发现的,于是就把它们逮回来,令其争斗、观其胜负,以博一乐。斗蛐蛐也就成为了一种娱乐。以至于有了一种斗蛐蛐的文化。哪里的蛐蛐好斗,什么样的品种好都有讲究。

而在北京,北京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每年都组织蛐蛐友谊比赛,俗称“和平局”,直接拉下了面子来对抗社会上那些肮脏的赌局。这个比赛,起初唯一跟钱有关的事,就是参赛者每人交5块钱,用于集资购买奖状和奖杯。

(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时家里装蛐蛐的所谓蛐蛐罐,大多用玻璃瓶,破瓷缸或残缺的陶杯,如有一只正宗的蛐蛐罐那是很宝贝的奢饰品。

玩蛐蛐之人号称“玩家儿”。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说,清代北京内城玩蛐蛐的,“应以后马家厂杨氏为首,且历数十年不衰。若睿王魁斌、继侍郎禄,亦乐此不疲。……北城小斗家颇不乏人,记不胜记。外城杨荫北京卿尤好之。伶人谭鑫培,每秋来必蓄多种,以与诸士大夫为戏,且为联络计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证明:喜欢玩蛐蛐称得上“玩家儿”的,大都是上层人物,不是王爷,就是大官,再不就是银行家、京剧名角儿。

我坐在书房,蛐蛐仍在“聚聚聚聚”的叫着。人在侵占着动物的生存环境,而动物也在转换着自己的生存方式,适应着环境的变化。生命的力量是可怕的,个体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是群体的生命力是无比强大的。

每年一到“虫季”,蟋蟀主产地的男女老少都会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奔赴田间地头抓起蟋蟀来。对他们来说,把握好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能赚个四五万块钱,这可能比辛苦一年换来的报酬还要可观。宁津县柴胡店镇的尤清林抓了30多年的蛐蛐,他说捉蟋蟀靠的是运气,有的时候百八十亩地里没有什么好蟋蟀,有时候庄稼地里这一趟就好多条,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赚好几千块。

棺材头蛐蛐

我家就住在城乡结合部,出台门前不到五百米就是东街,出台门是一大片六三年大台风留下的残墙塌屋,后面不到五十米就是塔山大队的稻田,再走最多三五里来地,就是绍兴的老城墙、护成河与稽山桥一带,那时是一片荒凉,杂草丛生,坟丘石椁无数,到了秋天到处是蛐蛐鸣叫声,是想要捉到好蛐蛐必去的地方。

到了清朝,北京玩蛐蛐的就更多了。官宦世家、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多余的精力和钱财要有地方去消耗,玩蛐蛐于是成为一种选择。

生命真有发生奇迹的时候,蟋蟀能飞到几十米高的家里,然后“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自由自在高声歌唱,而且是一唱一和,此起彼落。全然不顾主人的感受,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赵大哥:卖给杭州客户、上海客户,一百块钱买的能赚个三五百块钱,这个东西不见底、研究不透,很大的学问。

那时,能拥有一只“青头大将军”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小伙伴都会闻名上门挑战。尤其是看“青头大将军”格斗,相当精彩。

中午捉蛐蛐,这时人最少,蛐蛐一般不再鸣叫,凡此时鸣叫的蛐蛐,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滴得皮、滴得皮”弹琴的蛐蛐,就是蛐蛐在交配时发出的声音;二是中午发生争夺领地或交配权打斗时蛐蛐发出的鸣叫,这些蛐蛐大多在比较阴凉的南瓜藤与毛豆蓬下,此时的蚰蛐反映往往比较迟钝,有点动静,停止鸣叫不一会就又会继续鸣叫,容易发现,也最容易捕捉,但要捉到蛐蛐,一定会发生翻掉南瓜藤,挖起毛豆根等情况,所以要时刻提防菜地主人突击来捉我们;三是中午太炎热,出汗后落在身上的南瓜与毛豆细毛,会弄得你身上皮肤发痒,使劲抓挠,一不小心会抓破皮肤出血,就会引来蚊虫与“相虱”的叮咬;四是有些竹蓬树蓬下是“拖脚大黄蜂”的巢穴,这是最危险的,不小心碰到,咬一口疼得你在地上直打滚,我曾尝过拖脚大黄蜂叮咬的苦头,至今心有余悸。

“玩家儿”不是一般人

最后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聊斋志异》里,那篇叫做《促织》的故事。志怪小说可以是“满纸荒唐言”,但要让志怪小说变成了现实主义预言小说,就真有点怪了。